瑞典媒体调查揭露,Meta Ray-Ban 智能眼镜使用者的私密影像(从如厕画面到裸体)都被传送至肯尼亚外包审查员的屏幕上,而门市店员却告诉消费者“资料都留在本地”。
(前情提要:祖克柏预言手机将被淘汰!AI 智能眼镜 + 全息投影才是人类未来)
(背景补充:Meta 前高管爆料祖克柏舔共罪状:秘密造“脸书台港言论审查”工具、出卖Facebook用户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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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典《每日新闻报》与《哥德堡邮报》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道:Meta 的智能眼镜用户正在把你的私生活全部送往肯尼亚!
调查揭露的事实是这样的:当用户启动 Meta Ray-Ban 智能眼镜的 AI 功能(无论是请它识别眼前的物品、翻译菜单、还是回答一个问题)镜头采集的影像和语音资料会被传送至 Meta 位于瑞典吕勒奥和丹麦的服务器。
然后,这些资料会被分配给 Meta 的外包商 Sama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雇用的数千名工作人员,由他们逐一检视、标注、分类,用以训练 AI 模型。
一名肯尼亚审查员对调查记者说了一句话:
“我们什么都看得到 — 从客厅到裸体。这些是跟我们一样的真实的人。”
他们看到的内容包括:用户在浴室里的画面、性行为片段、不小心被镜头拍到的信用卡号码、私人对话,以及用户观看成人内容时的录像。
Meta 的系统设计中理论上应包含一道安全机制:自动遮罩算法,会模糊处理影像中的脸部和敏感信息。但瑞典媒体的调查发现,这套系统经常失灵。审查员能够清楚看见普通人家中的日常生活场景,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眼镜正在录像,更不知道录下的东西会出现在地球另一端某个人的屏幕上。
更讽刺的是消费端的信息落差。记者走访了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共十家眼镜连锁门市,主要是 Synsam 和 Synoptik 两大品牌。被问及隐私问题时,多家门市的销售人员表示:用户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所有资料都留在手机 App 里,不会被传到其他地方。
这似乎与事实完全相反。
使用 Ray-Ban Meta 智能眼镜的 AI 功能,资料必须经过 Meta 的基础设施处理,不存在纯本地运算的选项。语音纪录在云端预设保存最长一年,用以“改善 AI 系统”,除了手动逐条删除之外,没有退出机制。更有多名门市人员坦承,他们根本不清楚眼镜实际传输了哪些数据。
瑞典资料保护局(IMY)的 IT 安全专家 Petter Flink 对此发出警告:这项技术的行销手法,掩盖了真正的隐私风险。消费者对后端处理流程毫无认知。Meta 的回应则是标准的企业防线:公司遵守使用者协议和 GDPR 规范,审查人员的所在地“并不影响合规性,只要规则被遵守”。
瑞典的调查揭露的是 Meta 智能眼镜隐私问题的第一层:你以为是私密的资料,其实正在被陌生人审阅。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第二层已经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浮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探员被发现佩戴 Meta Ray-Ban 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偷拍疑似无证移民的照片,再与数据库和社交媒体平台交叉比对。《The Verge》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不是孤例,而是一种正在扩散的操作模式。
一副消费级穿戴装置,在没有法院命令、没有搜索令的情况下,直接成为国家监控工具。
第三层则是最具结构性威胁的。2 月中旬,《纽约时报》取得 Meta 内部文件,揭露 Reality Labs 正在开发代号“Name Tag”的即时人脸识别功能:佩戴者看向任何人,AI 就能比对 Meta 平台数据,秒速显示对方姓名、个人资料和共同好友。内部文件中有一句令人脊背发凉的策略描述:“我们将在一个动态的政治环境中上线,届时许多公民社会团体会把资源集中在其他议题上。”
换句话说:Meta 知道这个功能会引发反弹,所以选择在对手无暇顾及的时候出手。
三层叠加起来,一副 299 美元的太阳眼镜同时扮演了三个角色:AI 训练数据的无声采集器、国家执法的隐形工具、以及即时身份识别的社交武器。而佩戴者周围的所有人(被拍的、被识别的、被审查的)没有一个人按过“同意”按钮。
制度层面的回应迟缓得令人沮丧。美国电子隐私资讯中心(EPIC)已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要求调查,但在当前政治气候下,监管机构的执行力本身就是问号。欧洲有 GDPR,但 Meta 的标准回应是“我们合规”,而实际的数据流向与合规承诺之间的鸿沟,正是瑞典记者用十家门市的实地走访所揭露的。
最先做出实质回应的,反而是一位瑞士社会学家。独立开发者 Yves Jeanrenaud 在 2 月底发布了“Nearby Glasses”,一款 Android 应用程序,透过扫描蓝牙低功耗(BLE)广播信号中的制造商识别码,在侦测到 10 至 15 米范围内的 Meta 或 Snap 智慧眼镜时发出警报。
Jeanrenaud 说他的开发动机来自“目睹这些智慧眼镜涉入的滥用行为的规模和反人性本质”。有人在美容院偷拍客户,有人在法庭和诊所内录像,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开着镜头…每一个都有真实案例,而不是假设。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Meta 智能眼镜之所以成为一场隐私危机而非仅仅是一个产品争议,是因为它瓦解了现代隐私框架赖以运作的基本前提:“告知 — 同意”模型。
传统的逻辑是:公司收集你的数据前,必须告知你并取得同意。但 Ray-Ban Meta 的运作方式让这套逻辑从三个方向同时崩塌。对佩戴者而言,门市店员告诉你资料留在本地,但实际上它正在飞往丹麦和肯尼亚。
对被拍摄者而言,你不是 Meta 的用户,没有点过任何同意按钮,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录像。
对那些在内罗毕的审查员而言,他们被迫观看陌生人最私密的时刻,而这份工作的心理代价,从来不会出现在 Meta 的 ESG 报告里。
隐私权的保护强度,从来不取决于法规文本写了什么,而取决于企业认为你会不会追究。而 Meta 显然似乎已经算准了:你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