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让民与民相互斗争的制度？既起到管理作用，又收到了税，又收割了财富。历史上其实早就有人给出过答案。大明朝朱元璋时期，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刘庆夫的基层征税人员，在乡里到处勒索百姓，买牛要钱、盖房要钱、卖鱼竿也要钱。事情传到皇帝那里，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其凌迟处死，还连坐家人。表面看，这是一个英明皇帝惩治贪官、替百姓伸冤的故事。但问题在于，这些征税人员本身并没有俸禄，而是被朝廷强制从富民中选出，让他们无偿替国家收税；如果收不上来，还要用自己的财产补齐，同时上级官员还层层索贿。在这样的制度下，他们要么自己破产，要么向百姓下手，几乎没有第三条路。这类制度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依靠道德，而在于利用人性：国家把风险和成本转嫁给民间，让民众彼此监督、彼此压榨，而皇权只在最后以“惩治坏人”的姿态出现，既维持了秩序，又塑造了自身的正当性。于是，百姓怨恨的是身边的征税人，而不是制度本身或设计制度的人，这才是这种统治方式最深层的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