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技資本右轉：為何現在的科技創新紅利，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Founders Fund 完成 60 億美元 Growth IV，押注 AI 與國防科技，資本加速集中於少數平台，科技與國家能力深度綁定。

距離上一支 46 億美元的成長基金完成募集還不到一年，Peter Thiel 旗下的 Founders Fund 又已基本完成約 60 億美元的新基金「Growth IV」。據報導，新基金約 15 億美元來自 Founders Fund 合伙人自掏腰包，並吸引到大量機構和投資人追逐，其外部 LP 認購需求已超過基金容量。

而在頂級基金享有強議價權的資本邏輯之外，作為矽谷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一支資本，Founders Fund 的募資再次表達了某種宣言：AI、國防科技、航天和「國家能力」重新成為資本的中心命題。

Founders Fund 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把一種非常明確的技術關聯政治的想象，嵌入了投資實踐。從 SpaceX、Palantir、Anduril 到 Stripe、OpenAI，Founders Fund 做的是一個橫跨國家基礎能力與平台型技術的組合，可以直接嵌入國家能力，成為安全、情報、航天、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回歸初心」：冷戰式科技國家模式重現

近年來，美國矽谷科技精英向右翼靠攏成為新顯學。這些 tech-right（科技右翼）群體的顯著特徵，通常包括相信技術進步、資本和高能力精英應當主導社會方向，同時反感進步派文化政治、厭惡高監管，並越來越願意把科技與國家力量綁定起來。

不少人將這種現象描述成矽谷對五角大樓的「入侵」。但實際上，矽谷與美國國家機器從來沒有真正分離過，今天發生的只是這種關係重新顯性化。

在網路時代，大眾把矽谷想象成一個充滿科技天才的車庫神話、反官僚、反政府，以及完全依靠自由市場長大的世界。但從歷史上看，矽谷的誕生本來就帶著濃厚的國防軍工與國家研究體系基因。

圖源：《PANews》1960 年代，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幫助美國在太空探索和電腦革命中成為領導者

冷戰時期，史丹佛大學等頂級學府大量承接與國防相關的科研項目，相關新創電子公司又以軍方和政府機構為主要客戶。因此早期高科技產業的創新與成長，實際上與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密切相連。例如，現代網路的根源，便來自 1960 年代 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的項目。

此外，NASA 的阿波羅計劃對整合電路的規格要求和採購需求，同樣大幅推動了半導體制造的創新發展和技術成熟，並幫助其製造工藝成熟後迅速降價。也就是說，早期晶片也並不是先在民用市場證明自己，再自然進入到國家體系，而是先有國家需求將它們托舉起來，再慢慢商業化。

這也是為什麼，會把 Peter Thiel 及其盟友在今天的佈局，說成是對某種「冷戰式科技國家模式」的復活。其區別在於，冷戰時期的主角更多是政府實驗室、DARPA、NASA 和傳統承包商，而今天的新主角變成了風險資本支持的軍民兩用技術平台。五角大樓並沒有退出，只是在主動把創新源頭讓渡給商業技術體系。

而 Peter Thiel 比大多數 VC 更早、更明確地擁抱了這種轉向。Founders Fund 不是最近才順勢投國防科技，它很早就是「AI 軍火商」Palantir 的機構投資人（Peter Thiel 本人也是 Palantir 的聯合創辦人）。Founders Fund 也長期充當「AI 國防公司」Anduril 的核心支持者，去年，作為領投方斥資 10 億美元，幫助 Anduril 以 305 億美元的估值完成 25 億美元融資。

同時掌握商業航天、軍事衛星、戰場通訊和發射能力的 SpaceX，更是私人資本開始切入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典型代表。其既能從 NASA、美國國家偵察局獲得巨額合約，在民用市場也通過發射服務、商業衛星、Starlink 寬頻網路等業務，建立起覆蓋全球的商業版圖。尤其是 Starlink，不僅面向偏遠地區、海運、航空等場景提供通訊服務，還在烏克蘭戰場上事實上承擔了基礎通訊設施的角色。

科技右翼的內部分化

同樣在 tech-right 陣營中舉足輕重的 a16z，在資本市場更加呼風喚雨，其今年年初完成的 150 億美元巨額融資，直接搶走了全美近 18 % 的風投資金。

**近些年，a16z 發生了明顯右轉，其不再滿足於做消費網路基金，也開始將「國家利益」變成投資語言。**a16z 還專門設立了「美國動能」方向，旨在投資那些支持國家利益的公司，覆蓋防務、製造、供應鏈、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產業。

不過，如果把 Thiel 與 a16z 的 Marc Andreessen 都歸入同一個陣營，則掩蓋內部的差異，兩者的路線其實並不一樣。

a16z 的底色仍然更像技術加速主義，而不是 Thiel 式的精英國家主義。Andreessen 的重點是監管過重、創新被壓制、美國要建設。因此 a16z 能同時重倉 AI、crypto、企業軟體、生物科技、國防科技，它更像押注「技術浪潮本身」，而不是像 Thiel 那樣明顯偏向安全國家、地緣政治競爭和高門檻平台。

據 Reuters 去年的一份報導，a16z 甚至計劃募一支 200 億美元 AI mega-fund，核心目的是抓住全球資本對美國 AI 公司的配置衝動。而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則更像是把錢集中壓到少數「文明級公司」身上，更願意圍繞極少數贏家持續巨額加碼。

這也是兩條路線最重要的區別。a16z 更相信讓技術自由擴張，Thiel 更相信讓少數戰略技術公司形成支配力，而這背後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學。「要創造和捕獲持久價值，企業應當追求壟斷」，Thiel 路線總帶著一種鮮明甚至赤裸地精英意識。反映到投資上，他便不只是想做投資成長，而是更偏好那些能在結構上減少競爭、抬高門檻、掌控關鍵節點的企業。

也正因為如此，與川普關係密切整個的 tech-right，和 MAGA 的聯盟天然十分脆弱。它們合流的基礎，是都反感傳統建制派、討厭民主黨近年的監管和文化政治，也都願意把「大國競爭」、「美國工業回流」、「國家能力重建」當成共同語言。

圖源：《PANews》

但精英與民粹之間的分歧，同樣顯而易見且無法消弭。MAGA 的社會基礎更偏向民粹保護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矽谷資本為代表的 tech-right，事實上必然依賴高技術移民、全球人才網路和跨國資本流動。當川普政府提高 H-1B 成本並強化審查，實際上是對美國科技公司構成直接衝擊。因為這些公司在 AI 競賽中，恰恰會高度依賴來自印度、中國和全球的工程師。

AI 問題則把這種裂縫放大得更明顯。tech-right 傾向於把 AI 視為美國成長與國家競爭的核心引擎，敵視監管和安全約束。川普試圖以聯邦資金約束各州 AI 監管，正是配合這部分科技資本的偏好。可 MAGA 基層對 AI 的態度遠沒有那麼一致，既擔心就業替代，也本能地不信任矽谷巨頭的文化立場和權力擴張。

科技創新紅利，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近期，除了 Founders Fund 被爆料將完成 60 億美元基金外，風險投資公司 General Catalyst 也在籌集約 100 億美元資金。**而頂級基金紛紛醖釀巨額融資活動，折射出一個更現實的趨勢，即資本和技術正在越來越集中地流向少數頭部平台。**據 FT 報導，2024 年美國超過一半的 VC 募資流向了僅九家機構，活躍 VC 數量較 2021 年高點下跌超過四分之一。

這導致了兩種後果——創業生態本身的集中化，和高潛力科技公司在公開市場的後移。

一方面，頂級基金越來越有能力守住自己組合中的頭部公司，後續輪次所需的資本又越來越大，導致真正有資格參與後期融資的玩家越來越少。另一方面，Databricks、Stripe、SpaceX、OpenAI 等大型獨角獸都在尋找繼續長期留在私有市場的方法，他們的大額私募融資被稱為「private IPOs」。也就是說，在不承受上市揭露與輿論壓力的前提下，這些公司靠巨額私募資金即可完成原本要在二級市場才能實現的擴張。

圖源：《PANews》OpenAI 正在為史上最大規模的 IPO 做準備，估值可能接近 1 兆美元

因此，越來越多最陡峭的早期估值擴張，開始被私有市場吸收，普通投資人能夠參與的「公開定價時點」就也越來越晚。歷史上很多偉大的科技公司，在上市後仍完成了大部分市值成長。將時間線拉長，美國 VC 作為一個整體也並沒有穩定跑贏納指。

這意味著普通投資人今後在公開市場能參與的，可能更多是相對後期、相對平緩的成長；最具爆發力的早期紅利，正越來越多地被擋在私有市場之內。

問題還不止於此。一旦這些公司提供的不再只是面向消費者的應用，而是國家數據平台、政府軟體或衛星網路，並逐漸成為制度與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因此，問題就不再只是普通投資人能否分享成長紅利，而是私人資本是否正在以相對有限的公共問責，提前佔據未來國家與社會運行的關鍵接口。

Palantir 的例子尤其能說明這一點，其業務近年來持續加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連串政府合約之上。企業當然有權向政府出售軟體，但當同一家公司的平台同時深度進入軍方、情報、移民執法等敏感系統時，公共治理層面就會面臨一個更複雜的問題。公眾的困惑在於，政府採購的究竟只是工具，還是在把部分治理能力、數據結構和決策流程，逐步綁定到某個私人平台之上。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某種神秘的「幕後控制者」敘事。而是資本集中、國家能力的平台化，以及技術監管的相對滯後的現實正在同時發生。而 Peter Thiel 也不是在簡單押注下一輪獨角獸，他更像是在押注下一輪美國權力結構本身，並將越來越多地由私人資本培育出的技術平台來完成這一願景。

這個過程未必必然通向一個失控的「技術利維坦」，但它至少會讓民主社會面對一個更難回避的問題：當基礎設施、國家能力與資本收益被更緊地綁定在一起之後，誰還有足夠的制度能力，在它們真正越界之前對其施加約束？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PANews》
• 原文標題：《當科技資本右轉，普通人正在加速遠離增長紅利》
• 原文作者：Zen, PA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