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技资本右转，普通人正在加速远离增长红利

作者：Zen，PANews

距离上一只46亿美元的成长基金完成募集还不到一年，Peter Thiel旗下的Founders Fund又已基本完成约60亿美元的新基金“Growth IV”。据报道，新基金约15亿美元来自Founders Fund合伙人自掏腰包，并吸引到大量机构和投资人追逐，其外部LP认购需求已超过基金容量。

而在顶级基金享有强议价权的资本逻辑之外，作为硅谷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一支资本，Founders Fund的募资再次表达了某种宣言： AI、国防科技、航天和“国家能力”重新成为资本的中心命题。

Founders Fund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一种非常明确的技术关联政治的想象，嵌入了投资实践。从SpaceX、Palantir、Anduril 到 Stripe、OpenAI，Founders Fund做的是一个横跨国家基础能力与平台型技术的组合，可以直接嵌入国家能力，成为安全、情报、航天、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回归初心”：冷战式科技国家模式重现

近年来，美国硅谷科技精英向右翼靠拢成为新显学。这些tech-right（科技右翼）群体的显著特征，通常包括相信技术进步、资本和高能力精英应当主导社会方向，同时反感进步派文化政治、厌恶高监管，并越来越愿意把科技与国家力量绑定起来。

不少人将这种现象描述成硅谷对五角大楼的“入侵”。但实际上，硅谷与美国国家机器从来没有真正分离过，今天发生的只是这种关系重新显性化。

在互联网时代，大众把硅谷想象成一个充满科技天才的车库神话、反官僚、反政府，以及完全依靠自由市场长大的世界。但从历史上看，硅谷的诞生本来就带着浓厚的国防军工与国家研究体系基因。

1960年代，Fairchild Semiconductor帮助美国在太空探索和电脑革命中成为领导者 冷战时期，斯坦福大学等顶级学府大量承接与国防相关的科研项目，相关初创电子公司又以军方和政府机构为主要客户。因此早期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与成长，实际上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密切相连。例如，现代互联网的根源，便来自196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项目。

此外，NASA的阿波罗计划对集成电路的规格要求和采购需求，同样大幅推动了半导体制造的创新发展和技术成熟，并帮助其制造工艺成熟后迅速降价。也就是说，早期芯片也并不是先在民用市场证明自己，再自然进入到国家体系，而是先有国家需求将它们托举起来，再慢慢商业化。

这也是为什么，会把Peter Thiel及其盟友在今天的布局，说成是对某种“冷战式科技国家模式”的复活。其区别在于，冷战时期的主角更多是政府实验室、DARPA、NASA和传统承包商，而今天的新主角变成了风险资本支持的军民两用技术平台。五角大楼并没有退出，只是在主动把创新源头让渡给商业技术体系。

而Peter Thiel比大多数 VC 更早、更明确地拥抱了这种转向。Founders Fund 不是最近才顺势投国防科技，它很早就是“AI军火商”Palantir的机构投资者（Peter Thiel本人也是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Founders Fund也长期充当“AI国防公司”Anduril 的核心支持者，去年，作为领投方斥资10亿美元，帮助Anduril以305亿美元的估值完成25亿美元融资。

同时掌握商业航天、军事卫星、战场通信和发射能力的SpaceX ，更是私人资本开始切入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典型代表。其既能从NASA、美国国家侦察局获得巨额合同，在民用市场也通过发射服务、商业卫星、Starlink宽带网络等业务，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商业版图。尤其是Starlink，不仅面向偏远地区、海运、航空等场景提供通信服务，还在乌克兰战场上事实上承担了基础通信设施的角色。

科技右翼的内部分化

同样在tech-right阵营中举足轻重的a16z，在资本市场更加呼风唤雨，其今年年初完成的150亿美元巨额融资，直接抢走了全美近18%的风投资金。

近些年，a16z发生了明显右转，其不再满足于做消费互联网基金，也开始将“国家利益”变成投资语言。 a16z 还专门设立了 “美国动能” 方向，旨在投资那些支持国家利益的公司，覆盖防务、制造、供应链、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领域。

不过，如果把Thiel与a16z的Marc Andreessen都归入同一个阵营，则掩盖内部的差异，两者的路线其实并不一样。

a16z 的底色仍然更像技术加速主义，而不是Thiel式的精英国家主义。Andreessen的重点是监管过重、创新被压制、美国要建设。因此 a16z 能同时重仓AI、crypto、企业软件、生物科技、国防科技，它更像押注“技术浪潮本身”，而不是像 Thiel 那样明显偏向安全国家、地缘政治竞争和高门槛平台。

据Reuters去年的一份报道，a16z 甚至计划募一只200亿美元 AI mega-fund，核心目的是抓住全球资本对美国 AI 公司的配置冲动。而Thiel 的 Founders Fund则更像是把钱集中压到少数“文明级公司”身上，更愿意围绕极少数赢家持续巨额加码。

这也是两条路线最重要的区别。a16z 更相信让技术自由扩张，Thiel 更相信让少数战略技术公司形成支配力，而这背后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要创造和捕获持久价值，企业应当追求垄断”，Thiel路线总带着一种鲜明甚至赤裸地精英意识。反映到投资上，他便不只是想做投资增长，而是更偏好那些能在结构上减少竞争、抬高门槛、掌控关键节点的企业。

也正因为如此，与特朗普关系密切整个的tech-right，和MAGA的联盟天然十分脆弱。它们合流的基础，是都反感传统建制派、讨厌民主党近年的监管和文化政治，也都愿意把“大国竞争”、“美国工业回流”、“国家能力重建”当成共同语言。

但精英与民粹之间的分歧，同样显而易见且无法消弭。MAGA的社会基础更偏向民粹保护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硅谷资本为代表的tech-right，事实上必然依赖高技术移民、全球人才网络和跨国资本流动。当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成本并强化审查，实际上是对美国科技公司构成直接冲击。因为这些公司在 AI 竞赛中，恰恰会高度依赖来自印度、中国和全球的工程师。

AI 问题则把这种裂缝放大得更明显。tech-right倾向于把 AI 视为美国增长与国家竞争的核心引擎，敌视监管和安全约束。特朗普试图以联邦资金约束各州 AI 监管，正是配合这部分科技资本的偏好。可MAGA基层对AI的态度远没有那么一致，既担心就业替代，也本能地不信任硅谷巨头的文化立场和权力扩张。

科技创新红利，离普通人越来越远

近期，除了Founders Fund被爆料将完成60亿美元基金外，风险投资公司General Catalyst也在筹集约100亿美元资金。**而顶级基金纷纷酝酿巨额****融资活动，**折射出一个更现实的趋势，即资本和技术正在越来越集中地流向少数头部平台。据FT报道，2024年美国超过一半的 VC 募资流向了仅九家机构，活跃VC数量较 2021 年高点下跌超过四分之一。

这导致了两种后果——创业生态本身的集中化，和高潜力科技公司在公开市场的后移。

一方面，顶级基金越来越有能力守住自己组合中的头部公司，后续轮次所需的资本又越来越大，导致真正有资格参与后期融资的玩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Databricks、Stripe、SpaceX、OpenAI 等大型独角兽都在寻找继续长期留在私有市场的方法，他们的大额私募融资被称为“private IPOs”。也就是说，在不承受上市披露与舆论压力的前提下，这些公司靠巨额私募资金即可完成原本要在二级市场才能实现的扩张。

OpenAI正在为史上最大规模的IPO做准备，估值可能接近1万亿美元 因此，越来越多最陡峭的早期估值扩张，开始被私有市场吸收，普通投资者能够参与的“公开定价时点”就也越来越晚。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科技公司，在上市后仍完成了大部分市值增长。将时间线拉长，美国 VC 作为一个整体也并没有稳定跑赢纳指。

这意味着普通投资者今后在公开市场能参与的，可能更多是相对后期、相对平缓的增长；最具爆发力的早期红利，正越来越多地被挡在私有市场之内。

问题还不止于此。一旦这些公司提供的不再只是面向消费者的应用，而是国家数据平台、政府软件或卫星网络，并逐渐成为制度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因此，问题就不再只是普通投资者能否分享增长红利，而是私人资本是否正在以相对有限的公共问责，提前占据未来国家与社会运行的关键接口。

Palantir 的例子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其业务近年来持续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连串政府合同之上。企业当然有权向政府出售软件，但当同一家公司的平台同时深度进入军方、情报、移民执法等敏感系统时，公共治理层面就会面临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公众的困惑在于，政府采购的究竟只是工具，还是在把部分治理能力、数据结构和决策流程，逐步绑定到某个私人平台之上。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幕后控制者”叙事。而是资本集中、国家能力的平台化，以及技术监管的相对滞后的现实正在同时发生。而Peter Thiel 也不是在简单押注下一轮独角兽，他更像是在押注下一轮美国权力结构本身，并将越来越多地由私人资本培育出的技术平台来完成这一愿景。

这个过程未必必然通向一个失控的“技术利维坦”，但它至少会让民主社会面对一个更难回避的问题：当基础设施、国家能力与资本收益被更紧地绑定在一起之后，谁还有足够的制度能力，在它们真正越界之前对其施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