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pbox前技術長熱門文章《我花了一輩子做的工作，現在不值錢又隨手可得》

Dropbox 前技术长 Aditya Agarwal 用 AI 写了一个周末的程序后突然顿悟“人类再也不会手写程序了”。更残酷的是在 AI 时代里，工程师的履历和年资几乎不代表什么，真正值钱的是你愿不愿意拥抱改变。本文源自 Aditya Agarwal 发表在 X 上的文章《When Your Life’s Work Becomes Free and Abundant》，由翻书哥编译、重新整理。
（前情提要：年薪百万资深工程师也被 AI 打败：投 800 履历石沉大海，为生计送外卖、住拖车）
（背景补充：全球吹起“Vibe Coding”风潮，AI 助人人成工程师）

前阵子，Aditya Agarwal 花了一个周末用 Anthropic 的 AI 助手 Claude 写程序。

这个人不是什么业余工程师，他写了超过 20 年的程序，是 Facebook 最早期的工程师之一，亲手打造了 Facebook 最初的搜索引擎，后来当上 Dropbox 技术长，把工程团队从 25 人扩到 1000 人。

写程序就是他的人生。

然后那个周末结束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再也不用手写程序了。

以下是他写的正文：

不久前，我花了一个周末跟 Anthropic 的 AI 助手 Claude 一起写程序。

我写程序已经超过 20 年了。我曾是 Facebook 最早期的工程师之一，负责打造最初的搜索引擎。后来我成为 Dropbox 的技术长（CTO），把工程团队从 25 人扩张到一千人。

写程序一直是我职业的基础，也是我花了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去精进的一项技术。

但在那个周末之后，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变得非常清楚。

我们再也不会用手一行一行写程序了。

曾经是我非常擅长的一件事，如今变成一种免费而且大量存在的能力。

当我用 AI 来打造软件时，我也注意到另一件事：其他地方的 AI agent，正在自己打造社群平台**，**而那正是我当年在 Facebook 参与打造的产品。

一些小型的 coding agent，正在为自己架设功能完整的社群平台。

这整件事情其实有点荒谬，但它们产生的结果，和人类在大型网络上打造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无论是形式（form）还是功能（function），我早期职业生涯所做的一切，如今都可以由机器产生。

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惊叹（wonder）与深深的悲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

当你看着构成自己职业身份的那些支柱，你建立过的东西、你建立它们的方法，被一个不用吃饭、不用睡觉的工具在一个周末就复制出来时，那种感觉真的非常令人感到迷失。

但这股迷失感有一个特点，它会过去。

而取代悲伤的，是一种我完全没预料到的东西。

一股狂野、甚至有点鲁莽的能量。

在那个周末之后的五天里，我写出的程序，比我过去五年写的还多。

这不是夸张。

我做出来的软件，比我过去自己写的程序更好，也更有野心。

那些我以前从来不会尝试的事情，因为开发成本太高，现在突然变成一个下午就能完成的事。

我不是在看着自己被淘汰。

我是在看着那些我整个职业生涯都默默接受的限制正在消失。

这个转变，从悲伤到掌控，其实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关于 AI 与工作的讨论，已经僵化成两个阵营：

一派是末日派（doomers），认为我们都会被取代。

另一派是乐观派（boosters），认为一切都会没事。

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捕捉到真正的感受。

真实情况要混乱得多。

你可以同时感到惊叹与悲伤，一边为过去的自己哀悼，一边全速奔向新的自己。

但比起我自己的经验，我更觉得有趣的是我在身边的人身上看到的变化。

我现在经营 South Park Commons，这个是一个社群与创投基金，聚集了一群正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的创作者与建设者。

透过 SPC，我每天都看到数百位工程师、创业者与技术人，在即时面对这个转变。

而我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

过去用来评估人才的那套方法，正在失效。

我们的一位成员最近为工程师职位做了大约 20 次试用期面试**，**基本上就是为期一周的实际工作面试。

结果他发现：

工作年资与是否能适应 AI 工具，完全没有相关性。

另一位成员则告诉我，他发现真正能预测成功的人才指标，是一种“创作者气质”。

例如：

• 很酷的个人网站

• 自己做的 side project

• 很明显对“做东西”这件事充满热情

反而是：

• 履历上有 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

• 名校学历

几乎没有什么预测力。

第三位成员分享了一件更惊人的事。

他的公司开始在程序面试中设计一种任务，

刻意设计成不可能用手写完的任务。

结果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干净的筛选机制。

你很快就能看出谁平常真的在用 AI 工具工作，谁只是读过相关文章而已。

两者之间写出的程序码数量差距，不是 10%。

而是接近 10 倍。

这听起来可能只是软件产业的一个现象，但我认为事情更大。

我们正处于一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工作方式转变。

而最重要的特质不是：

• 智商

• 学历

• 工作年资

而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变化。

不是他是否曾经经历过变化，而是：他会不会主动冲向变化。

很多人假设，年轻人比较容易适应，而年纪大的人会抗拒。

但真正的分界线不是世代。

而是性格倾向。

对改变的意愿似乎是一个独立变量，横跨不同年龄与资历，而且难以简单分类。

我看过许多在业界打滚 15 年以上的工程师，快速学会这些工具，表现得非常惊人。

同时也看到一些刚毕业的人，把 AI 当成一个可以讨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应该立刻使用的工具。

身为投资人，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我挑选创业者的方式。

现在最让我兴奋的，不是那些履历完美的人。

而是那些天生停不下来动手做的人。

那些当事情太久没有改变时就会焦躁的人。

那些看到新工具时，会把它当成一个今天一定要解开的谜题的人。

我开始把这件事理解为：

履历（résumé）与停不下来（restlessness）之间的差别。

而我每次都愿意押注在后者这些人身上。

硅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视实力的产业。

但那从来不代表学历与经验在这里不重要。

只是它们没那么重要而已。

而现在，它们将会变得更不重要。

Paul Ford 最近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谈到 vibe coding 如何可能让软件开发更加民主化，让更多人能够打造东西。

我也认同这种乐观。

但我想补充一点：

这种民主化不只是关于工具的获取。

它其实是在重新排序我们对人的价值判断。

我们花了几十年建立一种文化，崇拜学历与经验。

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价值。

但它们已经不再足够。

新的货币是：

适应能力（adaptability）。

而和斯坦福学位不同的是，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它。

如果说这个转变教会了我什么，

那就是再次体会到作为人类是什么感觉。

不是那种浪漫的“AI 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说法。

而是那种更不舒服的感觉：

你必须放下现在的自己，才能成为未来可能的自己。

这一直都是最困难的部分。

在 AI 出现之前就是如此。

只是现在，科技让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件事。

这篇文章最初刊登于《The Information》。

Aditya Agarwal 是 South Park Commons 的合伙人。
他曾经是 Dropbox 的技术长，也是 Facebook 的早期工程师之一。